哲学动态

马克思悲喜剧叙事的历史哲学阐释

马克思将戏剧范畴的“悲剧”和“喜剧”转化为历史哲学的分析工具，通过“隐喻”机制揭示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形成了悲喜剧叙事的历史哲学阐释范式。从马克思历史哲学批判范式出发，这一悲喜剧叙事呈现三重向度：在现实性上，指向生产方式对精神生活的物质制约；在历史性上，体现为阶级斗争的辩证运动；在革命性上，指向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践扬弃。这一叙事经过“戏剧化历史—美学化隐喻—历史哲学批判”的阐释路径，实现了启蒙理性与审美艺术的实践统一，最终以革命意识觉醒推动了“自由王国”的现实生成，凸显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美学表现形式的辩证运用。通过生动呈现历史进程中旧制度瓦解与新世界诞生相互交织的悲喜剧图景，马克思的悲喜剧叙事既揭示了历史的结构性冲突，也彰显了主体在历史中的能动性与局限性。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悲喜剧理论不仅是文化批判的范式革新，更是将批判的历史哲学介入现代性危机的方法论自觉。

“亚当·斯密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亚当·斯密问题”是斯密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近几十年兴起的历史研究法跳出了传统的文本争议，将“亚当·斯密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然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可以看出，虽然历史研究法揭示出“亚当·斯密问题”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现实矛盾的理论反映，但这一揭示只是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源，甚至掩盖了民族竞争、伦理危机与殖民扩张背后的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对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摧毁资本逻辑的统治，才能实现经济效率与道德秩序的统一，从而完成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超越。

第一人称视角：脑机接口中的能动性

脑机接口技术通过将大脑中的神经信号转化为控制外部设备的指令，从而帮助主体实现从意图到行动的转化。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而产生的行动体验与依赖身体运动的行动体验存在显著差异：在某些情形中，脑机接口技术的介入可能促成主体能动性的延伸、放大与重构；而在另一些情形中，这种技术介入却可能引发能动性体验的削弱、分离或混乱。从现象学中关于能动感与拥有感的区分出发，脑机接口技术介入下行动经验的前反思维度及其生成结构能够得到系统性描述，我们亦能发现，仅凭不同感官信号的整合不足以充分解释主体对行动的归属判断及其责任认定，还必须同时考察更高阶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性自我指涉。此种探究不仅揭示了脑机接口技术情境中潜藏的深层主体性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推动并拓展了经典行动哲学关于能动性的探究。

智能时代人机共同体的实存、想象与建构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共同体的内涵及范畴不断扩展，甚至跨越了人与物的界限，并逐渐衍生出具有脱域性和异质性特征的功能性共同体，为探讨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提供了借鉴。作为一种功能性共同体，人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着生命共存、利益共赢、人格共生三大功能导向的关系样态，成为人机共同体存在的现实根基。关于人机共生的社会想象构成了人机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并体现为基于人型与人性的映射想象和关于人类命运与未来的投射想象。在实存与想象的基础上，应当以人本性、平等性、差异性为原则对人机共同体展开伦理建构，以便将人机共同体的规范性转变为现实力量，更好地发挥人机共同体的价值功能。

韩愈《原鬼》及其文明论意义

契嵩对韩愈《原鬼》的批评，是站在特定判教立场上试图将儒教限定于世俗领域的表达，却从反面说明了鬼神议题对儒家文明传统的精神价值。在中晚唐思想转型的背景下，韩愈重新提出“鬼”在天道秩序统一性中的位置及存在方式等问题，从文明论立场表达着其对“先王之教”内具整全性精神秩序的强调，是在“圣人之道”中重新确立鬼神与生活之间特定价值关联的积极探索。在“圣人之道”的文明论架构下，《原鬼》重新纳入“幽冥”的问题为后世理学家探究“鬼神之本”提供了论题上的来源和依据。将《原鬼》置于中唐的时代变迁及儒家鬼神观念流变史中进行考察，有助于重审儒家鬼神传统的存在和展开方式，并在文明秩序的整全建构中重新理解鬼神议题的价值。

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

人类的技术发展正在取得多种革命性的突破,其中一些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巨大风险。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的严重而尚不致命的危险,以及在较远的将来可能导致的致命危险;同时还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安全条件,提出需要为超级人工智能设置确保自毁的程序以保证人类的存在地位。

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

<正> 分子生物学揭开了生物遗传基因的秘密,弄清了遗传基因的物质结构及其对生物发育过程的控制机制。但在世界上,不仅生物系统受基因控制,就是广及宇宙,次及人类社会和文化系统的变化发展,也无不受一定层次、一定种类的“基因”控制。“系统发育受基因控制”,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不同种类、不同水平的系统,其“基因”的内容、结构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然而作为系统发育基因,无论生物遗传基因,还是其他系统的“基因”,

关于共生理念的思考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来源和发展阶段

<正>共同体是当代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和道德哲学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重要问题。近代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共同体衰落,导致依附于特定共同体的人,丧失原有的身份认同和安全感,追求新的能够获得认同和归属的共同体成为其共同理想。这个问题甚至成为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范围及特质

“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的入口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人概念及其意义

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无论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从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内部进路看,我们至少有伦理设计、限定其应用范围、自主程度和智能水平等方式;从外部进路看,应该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国际合作、引导公众接纳人工智能,以及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评估与管理等途径。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才能使其为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

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

人类的技术发展正在取得多种革命性的突破,其中一些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巨大风险。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的严重而尚不致命的危险,以及在较远的将来可能导致的致命危险;同时还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安全条件,提出需要为超级人工智能设置确保自毁的程序以保证人类的存在地位。

“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体三翼”的叙事框架和“一本两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机制，一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释放出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潜力，也为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产生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合力动能。基于“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极为重大。一方面，将从理论层面实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在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道”,是践行“两个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

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