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态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分布论

意识在物种之间的分布问题既是重要的科学问题，也是重要的哲学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部分动物是有意识的。人们可能会从意识概念、语言能力、理性能力和动物本能等方面否定“部分动物意识论”,但这些否定性的理由均不能成立。马克思描述过动物的情绪状态和意志状态；恩格斯明确肯定动物的语言能力和推理能力；动物本能实际上是由学习行为进化而来的。“部分动物意识论”还可能面临“诉诸别的论断的质疑”“诉诸泛心论的质疑”“诉诸拟人论的质疑”,但这三种质疑均不能成立。重新检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分布论，将极大促进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资本特殊”的逻辑规定与历史展开——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考察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资本特殊”范畴。资本特殊指向资本的内在规定性，不仅蕴含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与发展，而且凝练着马克思分析资本问题的思想精粹，体现了马克思如何从理论起点、理论体系、理论结果三个方面实现对黑格尔“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的扬弃。在关于资本问题的理论结构中，资本特殊的内在规定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决定的规定性；二是资本简单流通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关系所决定的规定性；三是资本运行中积累、竞争和积聚所决定的规定性。资本特殊的三个规定性，既是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又以关键环节展现了资本作为思想总体的逻辑发展过程，实现了资本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论马克思的“物”

马克思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对象化意义上的“物”,这种“物”通常被马克思称为“对象”。青年马克思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对象化理论，进一步从实践的角度将“物”理解为对象。第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这种“物”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出现，表现为社会关系。资本是由商品的价值构成的，其物性表现为“价值实体”。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非物化、抽象化。第三，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物”,这种“物”呈现为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历史总体。诸物的普遍联系构成“物”的总体，其实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世界的普遍交往。就马克思思想而言，“物”的这三层含义呈现出个别(对象)、特殊(关系)和普遍(总体)的复合性关系。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阐释了“物”和“物的世界”,走进了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深处。

“求其所欲”还是“从其所可”——论荀子动机结构中的心欲关系

在荀子的思想中，究竟是“心”还是“欲”提供行动的动力，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两种看法都有相应的文本解释根据。然而，它们对应的问题并不相同，带来的理论后果也颇有差别。尽管荀子“求者从所可”的说法蕴含着“心之所可”在追求行动中持续在场的意思，但在礼义文明产生之前，“心之所可”只是实现欲望的手段。在已有礼义文明之后，心对“道”的认可成为目的本身，心将“道”作为行动理由。从动机结构来说，“心”与“欲”都有动机效力，但符合道德的行动是由心所激发的。

韩非子“中主之治”的治道逻辑与内在矛盾

韩非子治道设计的对象是才德平庸的君主。以中主为现实依据和逻辑起点，以明主为理想楷模，最终又以佐助“中主之治”为归宿，这是韩非子学说所内含的独特的治道逻辑。而揭示“中主之治”的治道逻辑可以呈现韩非子学说长期被忽视的另一面向。“中主之治”聚焦于君主才德平庸的现实，“明主之治”则力图呈现中主实现有力统治的能力要求。“中主之治”的关键在于尽管君主资质平平，却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设计和人为建构，全方位、深层次地利用臣民的智慧与力量实现高效的国家治理。实际上，明主具有超凡远见和卓绝修养，绝非中主所能企及。“中主之治”的治道设计高估了君主“为善”“求治”的可能性，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个体有限性和国家事务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范围及特质

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

人类的技术发展正在取得多种革命性的突破,其中一些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巨大风险。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的严重而尚不致命的危险,以及在较远的将来可能导致的致命危险;同时还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安全条件,提出需要为超级人工智能设置确保自毁的程序以保证人类的存在地位。

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述评

关于共生理念的思考

凸显“责任”的西方应用伦理学——西方责任伦理述评

“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的入口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人概念及其意义

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无论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从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内部进路看,我们至少有伦理设计、限定其应用范围、自主程度和智能水平等方式;从外部进路看,应该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国际合作、引导公众接纳人工智能,以及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评估与管理等途径。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才能使其为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

“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体三翼”的叙事框架和“一本两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机制，一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释放出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潜力，也为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产生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合力动能。基于“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极为重大。一方面，将从理论层面实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在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道”,是践行“两个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

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述评

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

人类的技术发展正在取得多种革命性的突破,其中一些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巨大风险。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的严重而尚不致命的危险,以及在较远的将来可能导致的致命危险;同时还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安全条件,提出需要为超级人工智能设置确保自毁的程序以保证人类的存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