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生态观会给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同的影响，这是导致现代化呈现“西方式”“中国式”等多种样态的重要因素之一。近代以来，科技进步与思想启蒙引发了西方生态观的“古今之变”:由以“自然附魅”为核心的“崇拜自然”转变为以“自然祛魅”为核心的“控制自然”。在这场人类主体性的表面的“胜利”背后，暗含了人与物之间关系“再倒置”的悖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化国家不断设置新的“生态话语陷阱”,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但其生态观实质上仍是“剥削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废除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剥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对自然的剥削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生态观的独特性在于，在驾驭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既非前现代盲目崇拜式的“仰视自然”,也非西方现代无限剥削式的“俯视自然”,而是和谐共生式的“平视自然”,代表了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张载到吴廷翰的气论思想发展路径，构成宋明气学传承的一条重要线索。“性大于心”与“圣人无知”是张载思想中的两个重要命题。张载从宇宙生成论角度论述“性大于心”,彰显出其思想中的气学维度，但也招致二程、朱熹的批评。“圣人无知”则包含两方面内涵：在见闻层面，圣人确实可能会“无知”,这里的“无知”是实指；在德性层面，圣人的“无知”是无所不知的“大知”。吴廷翰以“中的哲学”对张载的“性大于心”与“圣人无知”两个命题进行了接续，并具体展开为：“中”(性)被设定为人心、道心之上的决定性力量，“性大于心”被树立为吴廷翰思想体系的核心原则；“圣人无知”问题被转换为“孔子无知”问题，即孔子作为“学知”者也需要不断“求中”,以期在博学与德性两方面达致“一以贯之”的“知至”状态。可见，吴廷翰通过对张载思想的创造性诠释，从宇宙论、心性论、致知论、本体论等方面建构了气学学派的传承谱系。
<正>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教授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荣休教授。他的研究涵盖弗雷格与维特根斯坦哲学、政治思想史及当代政治哲学，近年来尤为关注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发展。他的学术视野横跨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以深刻的历史意识和独特的方法论创新，在国际学界占据重要地位。
<正>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哲学研究杂志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和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
希尔伯特的数学计划旨在为数学建立完备且一致的公理化基础，并提出“纯粹性”作为证明方法的重要标准。然而，尽管希尔伯特将“纯粹性”定义为“证明方法与证明目标之间的符合关系”,却未明确如何判断这种符合关系，也未解释公理化方法如何为数学知识提供合法性。本文探讨“纯粹性”在数学证明中的规范性价值，梳理其与“审美性”“简洁性”“直接性”等概念的关系，并分析纯粹性对数学方法创新的可能限制。严格的纯粹性要求虽然提升了数学证明的严谨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阻碍新的证明方法的提出。因此，在纯粹性要求下，应同时关注证明的可理解性等其他性质，以在规范性和创造力之间取得平衡。
《斯宾诺莎先生的生平》是流传迄今的斯宾诺莎同时代人撰写的传记之一，也是后世了解斯宾诺莎生平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献之一。斯宾诺莎去世之后，其哲学思想在很长时间内饱受攻讦和压制，以至于其思想的传播一度处于发展缓慢的地下状态。《斯宾诺莎先生的生平》于1719年正式出版后，这部匿名作品旋即遭禁，只有少数印刷本和手抄本在特定读者群体内流通。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这部与斯宾诺莎相关的秘密文献不仅罕为人知，而且未得到充分研究。20世纪末，随着斯宾诺莎思想的复兴，研究者们逐渐注意到了这部“最古老的斯宾诺莎传记”。研究者盘点这部作品的现存版本，考察这部作品的真实作者、印刷本和手抄本的流传情况，及其在18世纪隐秘的传播情况。学界围绕《斯宾诺莎先生的生平》展开的版本研究与作者之争，凸显出这部作品对斯宾诺莎思想的早期传播起到的隐秘而重要的作用。
斯宾诺莎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中提出了两种对神的爱，二者分别对应于他所说的第二种和第三种知识，但他在该书中从未提及与第一种知识(即想象)相对应的对神的爱。这并不意味着斯宾诺莎否认最后这种对神的爱，相反，他在《神学政治论》的启示宗教批判的背景下提出了一种对神的想象式的或激情式的爱。虽然人们通过想象所达到的不是关于神的真实观念，以之为基础的对神的激情之爱也不是他所说的真爱，但这并不妨碍这种爱具有现实意义。斯宾诺莎认为，对神的激情之爱(甚至启示宗教本身)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对神的激情之爱，人们可以节制恶劣的情感，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并达到内心的宁静。当然，这种功能在传统启示宗教的范围内是无法得到切实展开的，必须被纳入真正的普遍信仰和普遍宗教之下才能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激烈地批判了德国的意识形态对现实历史的曲解和漠视，认为思辨唯心主义对纯粹活动性原则的坚持使现实历史消解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之中，而直观唯物主义对纯粹对象性原则的坚持则将现实历史排除在唯物主义视野之外。对此，马克思提出了回到“现实生活过程”的历史研究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存在论上完成活动性与对象性的统一，这就势必要发动一场打破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发现，对象性与活动性的对立只是一种概念层面的矛盾，而“现实的个人”向来以对象性的方式活动着。马克思正是从“对象性的活动”出发实现了历史原则进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变革，进而完成了将现实历史作为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历史观变革。
数据驱动科学坚持“自下而上”从数据到现象的推理，其中一个核心目标在于，从复杂的数据集中提取稳定的模式信号，进而对相关现象进行表征。鉴于虚假信号广泛存在，需要对数据模式的本体论预设进行追问：外部主义坚持现象是“已在的”,这决定了只有部分数据模式可以表征真实现象；内部主义则主张现象是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切分自然”的结果，所有数据模式都表征了世界的某种特征结构。然而，此两种观点均面临不容忽视的理论难题。对此，视角主义路径或许可以从“数据—现象”推理的视角依赖性、动态过程本质以及跨视角方法论策略等角度，为数据模式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提供更为适切的解答。
诺丁斯将关怀伦理学延伸到教育领域，形成了有别于正义伦理脉络下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旨在反思传统的知识学习模式，强调对情感和关怀的培养。儒家的成人之教重视完整人格的养成，强调在理性的训练之外，还须学习各种技能，并且善于关怀他人，才能在家庭、社会的关系中与人和谐相处。经由诺丁斯的视角，我们可以挖掘出儒家情感教育的一面，并由此建构一种以关怀的情感为基础的教育理论，即以“专注”和“动机移位”加强师生之间的连结，将“榜样”“对话”“实践”和“求证”四个元素融入道德教育，从而在对知识与德性的培养中成就完整的人格。以往学界多重视理性的道德教育，经由关怀伦理学，未来或可推动儒家以情感为主的道德教育研究。